周呈祥和那個年代大部分人一樣,周呈祥的一家人靠種地維生。因為家里窮,周呈祥只上過三年學,15歲起在包頭市東河區財神廟街雜貨鋪當學徒賣山貨。帶著對久遠歷史的回顧,記者采訪了周呈祥。
問:您賣貨一直到哪年?
周:15—19歲,1953年正式進入公司,干勤雜工,擔水、燒鍋爐、測量什么活都干。
問:進公司時是什么樣的條件?有廠房了嗎?
周:哪有廠房,白天搞測量,晚上不一定在哪睡,我們在馬路上,汽車過來給我們送飯,我們就坐在汽車邊上吃飯,晚上就在牛圈馬圈睡覺。
問:您當時知道公司是生產什么的嗎?
周:不知道,那時候講保密,誰也不跟誰說。有一次東河老爺廟鐵匠鋪打鐵時,把地里埋的炮給點著了炸死人了,公安局打電話找我們郝隊長去查,我說咱們到底是干啥的、啥單位,鐵匠鋪的事兒怎么郝隊長去查?
測量廠房、廠址和家屬房的時候隊里有專業的技術人員,我們就是幫著舉旗打樁。測量的時候有水平儀,放在那當地的老農民要看這個東西,當時古人傳說南蠻人取寶,這個人要看,那個人也要看,以為蓋廠房是來取寶的,都要看那個鏡子(水平儀)。當時選址選了三處,趙家店、哈業胡同、二道沙河,最后選定了現在的廠址,是中央來的領導定的。
圖紙繪好后,樣品郵到北京,1955年開始蓋,先在公忽洞蓋了兩排房子,上下班吹號,從太原、齊齊哈爾、重慶、西安各地來了很多人,有的帶著家屬。又在老樓房那兒蓋了兩棟樓房,蓋的過程中朱德來了,他來了看完回去后我們這就停工了,停了兩個月后改圖紙,原來都是要蓋樓房都改成蓋平房。
問:為什么要改呢?
周:當時不知道,咱們也不敢問,后來慢慢好像說和蘇聯有意見了,就都改成平房了。一機集團也是,蓋了一半就都不蓋了。但我們在老樓房蓋了兩個街坊家屬區。
問:蘇聯人來時您接觸過嗎?
周:接觸過,那會兒我已經當了管理員了。
問:什么管理員?
周:行政處管理員,大概1956年2月,蘇聯專家在二樓,有三個服務人員跟著,都是我買的紅茶、紫煙、蘋果招待他們。
問:當時咱們招待蘇聯人是不是都是用的最好的?
周:人家吃飯不在咱們這吃,在東河有個賓館,每天小車接送。原來打算建一個招待所,所有蘇聯專家都來吃住,我們從哈爾濱買回沙發、地毯、冰箱、臺燈、烤面包的東西,什么都是高級的,花了10萬塊錢,我活這么大頭一次見,后來交給昆區一個招待所,咱們就不建了。
問:您后來一直在行政處嗎?
周:我1958年去了工具處,我也沒技術就干的鍛造工。干了三年,他們說你歲數大了,28歲都是六七級工你還是三級工,快去干別的吧。后來就去干配套,我們加工出來的刀具模具送給人家加工車間,我后來又去了706車間當燒結工。
問:當時生產什么?
周:那會兒還沒有產品,都是輔助配套,外面買不上的件咱們自己生產。
問:您在706車間做這些配套件一直到退休嗎?
周:后來也不做了,就去706當庫房保管一直到退休。
問:中蘇關系惡化對咱們的生產有影響嗎?
周:他們走了咱們做了些改進,因為當時蘇聯人的東西咱們不能隨便改,蘇聯專家定好的東西不經過他們批準要動了那是現行反革命。有一個咱們公司的工程師,上海畢業的,那個人很進步,是團支部書記,自己改進了圖紙。有人說這是犯法的,他就說,蘇聯人走了咱們就不干了?這是我們的廠子,他就改了。結果就把他弄成反革命,掛著牌子全廠繞了一圈,也就24、25歲,蘇聯專家走了又給人家平反了。
問:大家都是步行上班吧?騎自行車的是不是也很少?
周:我們工段50多個人只有三四個有自行車,七級工才有車子,六級、五級工都是走著。我們一個支部有200來個人,給了三輛自行車票,都去抓鬮,結果給我抓了一輛自行車。我那會兒的工資只夠生活哪能買自行車,我問師傅怎么辦,師傅讓我買。一輛車子130元,我跟師傅借了100。車子還是扛回來的,部件是全的,自己回來找人組裝。
那會兒汽車不多,咱們國家生產的解放牌汽車第一次給了30輛,敲鑼打鼓迎接回來,那了不得了,底下的工人很自豪,雖然我們沒開上,也沒坐上,但工人們都感到很威風,說國有軍工企業真牛。
問:那時候您的工資和包頭市里其他單位比怎么樣?
周:我那會兒工資不算低,中等吧,1958年我二級工43塊錢,到二級工就沒再漲,后來過了好幾年才漲到50多。我們的工資比市里高,一級工37,二級工43,三級工51,四級工60,五級工72,六級工84,七級工103,八級工是118,再上就是技師125。
問:您和吳運鐸有過接觸嗎?
周:有,我在行政處,他那會兒不叫廠長叫專家,大家都叫他吳專家,很好說話,他經常作報告。他作報告四個小時準時能講完,也不拿稿子,就祥說評書似的,我說你那時間正好,是怎么做到的?他說我都寫了很多遍,寫出來又修改的,已經記住了。那會兒開會的時候下面聽報告的寫紙條提問,國際問題啊,這問題,那問題,他當時就能回答出來,我說他小問題回答,大問題也敢回答是怎么做到的?他說,我知道的我回答,不知道的有《紅旗雜志》,看了雜志后再回答。